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茶叶经济史、茶叶文化史等。本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原文刊登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感谢作者的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以飨读者！

 

陶德臣

摘  要  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茶叶经济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茶叶生产初步发展；茶叶消费日益增多；茶叶市场最终形成。战国至南北朝时期茶叶经济的发展历时数百年，具有重要意义，为唐宋茶叶经济的兴盛、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战国；南北朝；茶叶经济；发展

 

自唐宋至今，茶史研究人士一般承认唐宋是中国古代茶叶经济的第一个高峰。但对之前茶叶经济的起源及发生情况，学术界则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起源于神农时期，有的人则认为起源于秦汉时期。方健主张战国之前无茶说。[1]他认为只有到战国之后，茶叶经济才得以起源。至唐宋茶叶经济兴盛之前，茶叶经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如何认识这一时期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中国古代茶叶史上的地位？本人兹从茶叶生产、茶叶市场、茶叶消费三大方面来加以考察。

1  茶叶生产初步发展

战国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茶叶经济兴盛、繁荣的前发展时期。按现有资料来看，饮茶起源于战国时期，地点是中国的西南部，具体是以蜀地为中心。陆羽《茶经·六之饮》主张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之说，[2]没有文献和考古依据，不足为据，他只是表示饮茶历史悠久的意思，是一种推测罢了。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有：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反映二代蜀王，一个以“葭萌名子”，一个以弟名“葭萌”名邑。明代杨慎《郡国外夷考•葭萌》解释说：“《汉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3]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巴国的贡物有茶，园有芳篛、香茗，“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4]说到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该书《蜀志》还说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该书《南中志》云：平夷县,山出茶、蜜。

两汉时期茶史资料虽少，但此时饮茶既有文献证明，又有考古佐证。两汉时期，关于茶业的文献和记载已比较清晰，而且这些文献往往都是当代的事，因而显得更加可信和重要。

一是《尔雅》和《说文解字》等重要字书的出现。《尔雅》为中国第一部字书，《尔雅•释木第十四》讲到“槚，苦荼”。[5]陆羽《茶经•一之源》解释说：“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字是中唐以后出现的，之前“荼”乃“茶”之通假字。可见《尔雅》所说的“槚”“荼”就是茶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继《尔雅》之后的另一部重要字书。该书卷一载：“荼，苦荼也。从草余声”，“茗，荼芽也。从草名声”。[6]这两部权威字书的出现，足以证明西汉茶叶发展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

二是介绍和记录茶的医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出现。这类作品就有好几种。例如：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引，假托神农氏所撰，实为西汉儒生所作的《神农食经》谈到：“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这深化了对饮茶功效的认识。西汉三大著名文学家都在其文学作品中提到了茶叶，有的还做了详细的记录，这确定是一件令人非常瞩目的事情。陆羽《茶经》中专门提到其中的两位茶人司马相如、扬雄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凡将篇》《方言》。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将茶称作荈诧，是售卖的20种药材之一。扬雄在《方言》中说,蜀西南人称茶为蔎。王褒所作《僮约》是一篇重要的茶文献，其中涉及到茶的内容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两句。[7]

这些权威字书和医学著作、文学作品的出现，使茶叶进入了真正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8]西汉茶业的发展从考古资料方面也得到了证明。1991年，汉景帝阳陵南区发现从葬礼，1998—2005年，陕西省考古所发掘东侧第15号坑，出土植物叶状物，经检测为茶叶。这是目前可见的距今2000多年的最早茶叶实物，[9]说明西汉时宫庭已经饮茶，贡茶也已兴起。浙江湖州博物馆所藏东汉砖墓中出土的青罍，其肩部刻有一个“茶字”，[10]说明贮茶的专门性、日常性，这也表明一般人家已把茶作为日常所需物资了。

三国两晋时期，茶叶生产继续向东推移，东南地区成为中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朱自振研究后认为：“如果说汉代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11]三国时，吴地茶叶得到一定发展，为满足饮料需求奠定了物质基础。陈寿《三国志》卷六十五《韦曜传》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而“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12]韦曜不善饮酒，却嗜茶，可见吴国宫廷也备有茶叶。晋代杜育《荈赋》证明了晋代茶业发展的兴盛。“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求是采。”[13]浙东产茶也见之于《神异记》。陆羽《茶经·七之事》引《神异记》云：“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虞洪“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14]说明这一带产茶。

南北朝植茶突出表现为江淮、江浙沿海一带茶叶得到较大发展。陆羽《茶经·七之事》有多条相关内容记载。仅从陆羽《茶经·七之事》来看，这个时期第四次出现了以咏茶为内容的诗（其他三首为孙楚《出歌》或《歌》，左思《娇女诗》，张载《登成都楼》），如南朝宋人王微的《杂诗》；出现了较多以“图经”命名的地理著作，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出现了历史上第二篇茶赋——南朝宋人鲍令晖的《香茗赋》。该赋与东晋初杜育的《荈赋》同为南人所作，这表明随着茶业经叶的发展，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现实中的境况以文学的形式加以再现。

2  茶叶消费日益增多

先秦时期，茶叶消费仅限于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一隅，消费量很有限。此时巴蜀饮茶仅是一种区域文化，并未超越西南一隅之地，这种消费并未对其他地区产生什么影响。但四川茶产的发展为饮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两汉时四川文人多饮茶也就不足为怪。这些嗜茶文人尤以三大文学家为代表。司马相如把茶归入药物一类，反映了当时饮茶的特点，表明他对茶的功效比较了解。扬雄对茶的知识也比较丰富，他在《方言》中记载了蜀西南人称茶叫蔎的内容。而王褒更是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派人买茶饮用的情况。这三大文人均为四川人，是川人饮茶者的典型代表。因此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历数历史上的著名饮茶人时才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这些著名四川茶人也引起晋代嗜茶人张载的怀念，陆羽《茶经·七之事》载有他作诗《登成都楼》，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一般贵族富豪更是以饮茶和乐舞消遣，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两汉时期四川茶叶消费已达到一定规模，同时以四川为中心的湘鄂西、黔西北、滇北部分地区和汉中也已饮茶。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的上层贵族中已流行饮茶习俗，茶叶消费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荆楚茶业一直拓展到今湖南、江西、广东交界的广大地区。种茶必然就有茶的消费，事实也证明这种推论的合理性。

三国两晋时期，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饮茶风俗逐渐传播开来。三国时吴地饮茶的史实最典型的材料来自陈寿《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吴主孙皓密赐韦曜茶水以代酒的故事，说明吴国宫廷及上层统治阶级中已流行饮茶。孙吴时秦菁所撰《秦子》也写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15]顾彦先即顾荣，吴郡吴县人。由此可见，三国时吴地已普遍饮茶。江淮的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此时“饮茶已相当普及了”。[16]

两晋时期，南方饮茶更为普遍，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宫廷宴会用茶，一般请客也用茶；社会上层喝茶，民间下层也饮茶；待客用茶，社交活动也用茶；家中可饮茶，市中也可买茶饮用。从东晋元帝（317—323年在位）时宣城地方官温峤贡茶1000斤，贡茗300斤来看，东晋皇室的茶叶消费量已很大。[17]东晋权臣桓温每次设宴待客，不备酒肉，只有茶果二物，他“温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18]吴郡人吴兴太守陆纳，招待客人时与桓温如出一辙，“所设唯茶果而已”，而且这种待客方式由来已久，是一种“素业”，[19]即以茶示俭。以茶为宴、以茶待客成为上层社会的风尚和习俗，民间待客、社交活动也如法炮制，力加仿效。如北方人任育长随晋室南渡后，很不得志，朋友们“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即建康，今南京——引者）迎之”，一入席就上茶供饮。[20]同样是“初渡江”时的褚裒，也得到吴中豪右“多与茗汁”的捉弄。[21]王濛有一怪癖，每次非要来访的客人畅饮茶水，否则不许离去，为此“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22]从茶叶消费区域看，云贵川、荆楚、皖南、江淮、江浙一带已饮茶，两广地区也已饮茶。《广州记》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23]两广人饮的皋卢就是茶，刘宋时的《南越志》解释说：“茗，苦涩，亦谓之过罗”。[24]从资料看，两晋时植茶已扩展到整个南方，茶叶消费区域也包括整个南方。

与此同时，北方也悄然兴起饮茶之风。北方饮茶人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二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受到客居北方的南方饮茶人影响而饮茶，三是南方饮茶人把饮茶人把饮茶习俗带到北方传播开来，四是宫廷皇帝、寺庙和尚饮茶并加以传播。在这4种人的传播推动下，北方茶叶消费区域在扩大，人员在增加。当然，北方饮茶绝非始于两晋，而应该更早。秦灭巴蜀后茶作为贡品北输的可能性极大，西汉成帝时宫廷有赵飞燕梦进茶的传说，东汉时有华佗对茶的经验总结，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25]中原饮茶的最早可靠记载始于西晋左思的《娇女诗》，这当然是北方饮茶风习兴起的佐证。该诗写到左思的两个女儿“贪走风云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钅历”，[26]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两个爱女不顾烟熏火烧，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左思是临淄（山东淄博市东北）人，他从未到过南方，但与在洛阳做官的吴郡人陆机、陆云兄弟关系密切，吴人饮茶成习，因而左思一家也嗜茶成性。杜育，晋襄城（河南襄城县）人，写有中国最早的茶赋《荈赋》。他在赋中生动地描写了山谷中茶叶生长的情况，茶农闲时上山采茶的情景，并对烹茶用水、茶具的选择、茶水的色泽都作了具体刻画，可见杜育具备相当的茶叶知识，对茶叶生产相当熟悉，对饮茶技艺很精通，他本人嗜茶肯定无疑。河南阳翟（河南禹县）人褚裒南渡前也有饮茶习惯。因为他“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宴集亭中”，初来乍到，吴中豪右故意捉弄他，“敕左右多与茗汁”，既不让他饮酒，又“使终不得食”，[27]一场宴会下来，褚裒吃到的惟有茶水，想必所饮茶数量一定不少。可见，如果褚裒南渡前不嗜饮茶，是不可能神情自然地饮那么多茶的，而且饮茶习惯也不会在南渡后极短时间内养成。西晋将领刘琨，中山（河北定县，一说无极县）人，曾专门致信任南安州刺史的侄儿刘演，云：“吾体中烦闷，恒仰真茶，汝可信致之”，[28]说明刘琨不但嗜茶，且对茶质也颇为讲究，故不惜致书远在四川的侄儿代为置办“真茶”，即质量上乘的茶。以上事例是未到过茶区的北方人受客居北方的嗜茶南人影响而养成饮茶习俗的情况，人数当然不止以上数人，现在能知名姓的还有渤海石崇、欧阳建、彭城刘讷等人。以吴郡人陆机、陆云兄弟为代表的饮茶人则是客居北方的南方嗜茶人，他们对饮茶风习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三国时，吴地饮茶已较普遍，西晋时更盛。三国并晋后，国家再次统一，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南北交流再次沟通，北上当官、做生意的南方人随之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饮茶，他们在长期与中原人相处的过程中，也把饮茶习俗带到了中原，在社交圈、生活圈中进行传播，其传播中心就是洛阳。当然，作为皇室和僧侣此类社会有闲一族更是饮茶。陆羽《茶经·七之事》载，“《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29]晋惠帝饮茶是史料记载中的第一个中原皇帝。而这时僧侣也染上了饮茶之习，著名的事例有敦煌人单道开，他在邺城（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常以“饮茶苏一二升而已”来提神。[30]此外，干宝的《搜神记》首次记载鬼魂饮茶的故事，说夏侯恺因病去世，一天，族人的儿子苟奴看见他的鬼魂回来了，“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31]这反映了夏侯恺生前有饮茶之习。总之，三国两晋时期，南方饮茶已较盛自不待言。受南方饮茶风习和饮茶人的影响，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人饮茶日见增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

南北朝时期饮茶风习日益盛行。南朝社会上至皇帝、封建士大夫，下至和尚道士都饮茶，茶不但成了款待宾客的重要物品，进入了人们的寻常饮食行列，而且被当作供品摆上了灵台、庙堂，茶叶消费方式日趋多样化。

一是开创了赐茶的礼仪和习俗。这是饮茶风习普遍流行，茶与粮食、鱼盐、瓜果，菜蔬一样，已成为人们的寻常饮食所致。南朝梁刘孝绰在《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32]这说的是梁简文帝萧纲称帝前赐茶给文学家刘孝绰，刘孝绰上奏致谢的事。萧纲称帝前于506年受封晋安王，他博学多才，擅诗文辞赋，“引纳文学之士，尝接无倦” ，[33]刘孝绰为当时著名文人，与萧纲志趣颇合，因此这种君臣赐茶又是文人正常交往的一种方式。[34]但不管被称为“赐茶”还是“赠茶”，都是以茶待客礼仪扩大和运用到对祖先神灵的祭奠上。

二是以茶为祭得到了较多运用。南朝刘敬叔《异荈》载，剡县陈务妻子长年以茶祀古冢终获厚报，[35]表明陈务妻子不但嗜茶成性，还把茶献给亡灵。正因为如此，齐武帝就专门下诏用茶祭祀生母亡灵，“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高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茗米册、炙鱼，皆所嗜也” 。[36]昭皇后生前嗜茶，死后亡灵也能得到茶，说明以茶为祭已成定制。这种制度在齐武帝本人的遗诏中也得到了反映。永明十一年（493）七月，他谢世前特下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37]这些物品并非奢侈品，均为日常用品，表明社会上已流行以茶作祭的方式，齐武帝想通过自身的实践把这种方式制度化、固定化。

三是饮茶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皇室饮茶可从上述赐茶、以茶为祭的内容中得到反映。正因为皇室已饮茶成习，故需要保持茶源不断，因此南朝宋在浙江乌程温山、长兴啄木岭建立起御茶园。[38]至于封建士大夫和文人饮茶可从投降北朝的南官身上得到反映。如琅琊王肃转投洛阳为官时，初不食羊肉、酪浆等物，常喝鲫鱼汤，“渴饮茗汁”，每次饮量达一斗，人们“号为漏厄”。为照顾南方人的饮茶习俗，北朝特在朝贵宴会中“设茗饮”，饮者“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39]正因为南朝人饮茶之盛，因此北朝人普遍认为南人的典型生活特点是“茗饮作浆”，[40]而不饮茶则就显得颇感意外了。世俗人士饮茶日盛，道人和尚也嗜茶成习。陶弘景为南朝道教思想家、医学家，他是一位爱茶、懂茶之人。他在《杂录》中云：“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之、黄山君服之”。[41]此语从医学角度谈了茶的功效。而南北朝时正是佛教的大发展时期，和尚饮茶日多。《宋录》记载，新安（河南渑池东）王刘子鸾与兄豫章王刘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安徽凤台县境内——引者），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42]可见僧人（道人是晋宋时对僧人的统称）嗜茶，且所饮茶质量很好。《续名僧传》说到南朝宋有个叫法瑶的和尚，永嘉（307－313年）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43]永明中（483－493年）以79岁高龄被吴兴太守送入京城受优待。这是和尚饮茶长寿的典型事例。

北朝饮茶虽无断绝，但比西晋时则有所倒退。茶叶消费人员主要为客居北方的南人，当然少数民族也有人学习南人“专习茗饮”的，但由于被讥笑为“好苍头水厄”，“逐臭之夫”，“学颦之妇” ，[44]因而饮茶之风在北方没有多大市场。

总的来说，南北朝以前，茶叶消费区域不断扩大，已从巴蜀之地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日益转盛。中原及其他地区也已经饮茶。伴随着饮茶人员的增多，茶叶消费量水涨船高，一方面植茶业的发展为茶叶消费提供了货源；另一方面，茶叶消费必然刺激和推动植茶业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作用还是反作用力，都不可避免地催生交换的产生、发展和市场的孕育、拓展，茶叶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势在必然。

3  茶叶市场最终形成

茶叶生产的初步发展、茶叶消费的日益增多为茶叶市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茶叶市场的形成又推动了茶叶生产、茶叶消费的发展。南北朝以前，茶叶市场虽远没有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不一的市场体系，但茶叶区域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产生于大西南的巴蜀之地，至迟到西汉时期已形成以成都一带为中心的中国首个茶叶区域市场。

中国茶叶市场产生的确切文献证明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即王褒作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僮约》一文。该文讲的是神爵三年王褒从亡友之妻杨惠手中买下奴仆便了，并详细规定便了的劳役内容，其中涉及到茶的部分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两句。武阳为四川彭山东。这表明成都一带的地主富豪以饮茶为风尚，而且有了专门的饮茶用具，同时蜀地一带已形成若干茶产区，出现了一批名茶，这些产区的茶叶已经汇集到市场上进行销售，诞生了象武阳一类的茶叶区域市场，武阳成了川西地区茶叶汇集、销售、周转的中心。武阳茶叶区域市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茶叶零星市场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化。正因为此，研究茶史的人都对这段珍贵史料予以高度重视。[45]

关于古代茶叶市场是在武阳而非武都的论述，权威人士已做过论证。大多数专家认为“武阳买茶”是正确的，“武都买茶”句子既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又因出现于类书上，所以不足为据。论者指出，从汉时“武都”和“武阳”两个地方的疆域、地理、交通、气候、政治、经济、军事、物产，以及茶树生长的性能和当时分布情况诸因素看，武都是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置郡的九县之一，这里属高寒地带，素不产茶，距成都有千里之遥，交通非常不便，居住那里的少数民族与四川腹地的生活习惯不同，且是个不太安宁的地方。据此可知，王褒决不可能让家奴到那个地方买茶。而武阳为犍为郡辖地，距成都很近，只有70余公里，处在一个交通方便的枢纽要地，又是成都外围的政治、军事重地和相当繁荣的上下物资交流市场。汉时的蒙山地区已经产名茶，附近各地也有茶叶。王褒是资中人，写《僮约》时又在成都，从文中提到的煎上（四川灌县绵阳或绵竹）、都洛（四川广汉、新都）等地名也可推想，买茶地点是在成都附近的武阳而非武都。同时从文献研究来印证，《古文苑》是记载《僮约》的最初一本书，载为“武阳买茶”应以此为准。而唐代徐坚等编《初学记》、《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王谏议集卷》、清代张英、王士模编《渊钅监类函》都记作“武阳买茶”。清代钱可均撰辑的《全汉文》考证不认真，且还毫无根据地乱作修改，“武都买茶”显然是撰辑时的错误。宋代李昉的《太平御览》重复、错误、漏失情况相当严重，“买茶”一句变作“武都”也很可能是出于编纂工作上的草率之误。这两种书均是类书，它容易有错误，故类书和原书之间发生字句上差异的时候，一般首先应根据原书而非类书。据此可知，研究中国古代最早的茶叶市场文献应从王褒《僮约》中的“武阳买茶”为依据。

茶叶区域市场自巴蜀产生后，直到南北时期，得到了一定发展。一方面，巴蜀之地的茶叶市场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随着茶叶产区的扩大和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叶商品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茶叶区域市场也从四川一隅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推进，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这些茶叶区域市场一般以相对稳定的产区为基础，以一定的中心城镇为核心，以一定的市销地区为依托。

西汉时期形成的巴蜀茶叶市场，至两晋时代，得到继续发展。此时期，巴蜀不但在茶叶生产、制茶技术仍然走在全国前列，保持着茶业中心的地位，而且茶叶品质优良，名闻遐迩，茶叶消费量不断增加，茶叶市场继续发展。成都原为传统茶叶市场，由于大量富豪贵族相聚这里及其各地的郡县城镇，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刺激了茶叶市场的发展，茶叶消费量自然随之增加。由于四川茶叶质量上乘，市销兴旺，引起了外地茶叶消费者的瞩目。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四川，希图通过名茶汇集的四川茶市来满足消费。西晋将领刘琨就要求任南安州刺史的姪儿刘演代为备茶，他提到的“安州干姜”，“常仰真茶”，[46]应该指需要产于南安州辖区内的四川名茶。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也才有可能满足消费。茶叶市场反映出来的不同层次消费需求，说明了茶叶市场结构性区别，这是茶叶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两汉时期，茶叶生产走出四川，开始向长江中游的荆楚等地推进，到南北朝时期，茶叶生产不但已传播到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南方的广东也早已产茶，至于滇黔北、汉中，则可纳入到古巴蜀茶区内。生产的发展为茶叶消费提供了现实可能，因而大大小小的茶产区不但出现了数量不等的零散市场，而且产区或产区附近的有些中心城镇因而也成为茶叶集散的中级周转市场，一个个茶叶区域市场得以产生。主要有四大茶叶区域市场。

一是以长沙、江陵为中心的荆楚茶叶区域市场。荆楚之地有丰富的茶产，有些茶产已有显名，在全国有一定地位。鄂西所产茶与巴东齐名，制茶为饼。荆州的武陵七县产茶，品质“最好”。[47]《桐君录》载，西阳（湖北黄冈）、武昌（湖北鄂城）“好茗，皆东人作清茗”。[48]湖北宜昌附近也产茶，《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49]湖南产茶地有茶陵，《茶陵图经》载：“茶陵者，所以陵谷生茶茗焉”。[50]今沅陵一带的无射山，山多茶树。《括地图》还明确提到“临蒸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溪”。[51]这些产茶地分布于荆楚的广大地区，很有代表性，表明两汉南北朝时期荆楚大地茶产已有一定的发展。这些地方生产的茶叶除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外，必有相当数量进入市场。应该说在古代，茶叶生产、茶叶消费与茶叶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茶叶生产发展，饮茶风习东传的情况下，荆楚大地产茶区必然出现茶叶零散市场。长沙、江陵，尤其是长沙实为荆楚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茶叶消费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提高，中心市场得以产生。但荆楚茶叶区域市场的发展状况，由于史料缺少，无法作出清晰阐述。

二是以建业、吴郡为中心的吴越茶叶区域市场。三国时起，吴越一带已经产茶。庐江（安徽潜山）、晋陵（江苏武进）出好茶。《续搜神记》载安徽宣城产茶。浙江湖州的乌程温山出贡茶。浙江余姚也产茶，虞洪入山采茗。永嘉县东部有白茶山。江苏的“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52]宜兴一带“厥生荈草，弥谷被冈”。[53]江浙皖三省产茶地甚多。丰富的茶产为饮茶风习的兴盛提供了充足货源。南北朝时期，南朝饮茶已趋兴盛，皇帝贵族饮茶，士大夫绅士也饮茶；社会名流饮茶，普通百姓也饮茶；宴会用茶，一般待客也用茶；社交场合用茶，家庭生活也用茶；世俗饮茶，祭祀敬鬼也用茶；和尚饮茶，道士也用茶。总之，饮茶形式多样，人员各异，用途和作用日趋复杂。[54]茶产丰富、饮茶兴盛，茶叶市场产生，茶叶贸易随之兴起。如《广陵耆老传》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55]老姥对茶叶进行深加工，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找到了市场的卖点——茶水，更加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由于建业（江苏南京，西晋时改名建康）为吴越政治中心，山阴（浙江绍兴）、广陵（江苏扬州）、京口（江苏镇江）、吴郡（江苏苏州）为经济中心，因此江浙皖一带的茶叶区域市场以建康、广陵、吴郡、山阴、京口为中心，许多茶叶从茶区零散市场汇集到这些城市，除满足本地消费外，还大量运销北方，以满足北方日益兴起的茶叶消费需求。从发展态势来看，到南北朝时，江南茶叶区域市场已有很大发展，其成就可能直逼传统茶叶区域市场巴蜀。

三是以广州（治番禺）为中心的南方茶叶区域市场。早在东晋，裴渊《广州记》就讲到“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56]两广的皋卢就是茶。南朝刘宋时的《南越志》说：“茗，苦涩，亦谓之过罗”。[57]约五世纪成书的《桐君录》也云：“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这种茶“交、广最重”。[58]南方所产茶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具有较大的销售市场。当时广州治番禺（广东广州）、交州治龙编（越南河内东北），是当时主要的海上贸易地点，商业活动也相当频繁，因此茶叶集中应以此两地为中心。

四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茶叶销地市场。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北方饮茶风习得到初步传播。北方茶叶消费区域东至江淮，西至关中，南抵茶叶产区的汉中、庐江（安徽潜山）、武昌（湖北鄂城），北至邺城（河北安阳北）一带。这些地区消费的茶叶一部分是作为贡品北输的，但主要是通过贸易手段从四川、荆楚及江浙一带输往北方，然后集中于长安、洛阳。由此推断，长安与洛阳是北方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茶叶在这两个中心市场分销后，又向四周辐射，影响到北方大片地域，甚至中亚地区。民间消费则以“茶粥”食之。《司隶教》说到，洛阳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59]由于售茶市场看好，有利可图，竟引起太子的艳羡。西晋愍怀太子索性在洛阳宫廷西园中开起了卖场，出售“醯、面、蓝子、菜、茶之属”。大臣江统认为，这是一件“亏败国体”的事，因此上疏力谏。江统认为太子的行为是“收市井之利”，劝说“乘以古道，诚可愧也”，他建议“不与贫贱之人争利”。[60]太子不顾体面，竟然直接插手售茶牟利，说明茶叶市场已经有了一定发展。

综上可知，两汉南北朝时期，茶叶区域市场从四川一地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推进。荆楚、江淮、交广已出现产区茶叶区域市场，这些地区所产茶除在本地的零散市场出售外，均以一定的城镇为中心进行一定规模的集散，因而产生了数量不等的中级周转市场。聚集在中级周转市场上的茶叶再运销至更远的承销市场，由此构成了几大茶叶区域市场。这些承销市场中又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区域市场为显著。承销市场中的中级周转市场同样承担着“集”与“散”的功能。当然由于茶叶生产、茶叶消费、饮茶习俗的发展水平限制，茶叶区域市场发展很不完善，很不平衡。相对而言，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茶叶区域市场，以建业（江苏南京，后改名建康）为中心的吴越茶叶区域市场，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茶叶区域市场相对明朗，荆楚、交广茶叶区域市场比较模糊。各区域市场的联系很不紧密，全国远未形成统一的茶叶市场。但通过以上粗线条的描绘，仍然可以得出茶叶贸易在茶产区及其他地区已有一定扩散，这就从根本上为唐代茶叶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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