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瑞春博士为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新媒体中心主任、大益三阶职业茶道师。本文为作者应邀撰写专稿，全文已发表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并在当期封面推荐。经授权，全文转载网站发布，以飨读者。

周瑞春

摘要：近代中国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得益于女性饮茶者在各类茶事活动中的角色担当和有力推动。女性饮茶者通过主导各类茶会、茶沙龙、茶讲座等形式推动茶文化在西方社会不断深入，呈现出物质、组织、精神文化等多重文化层次形态。在物质文化层面，女性成为茶叶消费的重要群体，推动家庭饮茶习惯的养成；在组织文化层面，女性以主持各类协会、俱乐部、团体成员茶会为主要形式，以茶为载体构建身份认同共同体；在精神文化层面，女性在饮茶活动中表达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女性权利意识，并通过引导饮茶方式、传播茶知识、展示茶服饰等提升女性社会生活各个场域的话语权力。

关键词：茶文化；在华外文报纸；数字人文；女性角色；话语

 

引言：茶文化的西方传播及女性研究视域

喝茶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发端于中国已成世界茶文化共识，然而，源自东方的茶叶何时进入西方世界，却并没有具体年份记载的定论。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认为，欧洲关于茶的记载最早开始于1559年；[1](87)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则认为，最早的文本见于威尼斯人拉莫修于1545年出版的《航海记》；[2](133)美国语言学家德里埃姆（George van Driem）又提出，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于1547年用西班牙语就曾写下对日本人日常饮用的“加入某种草药”的饮料，而这种饮料就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茶。[3](238) 尽管茶文化西传的具体年份记载尚有争议，但在西方茶文化传播史中，女性饮茶者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历史地位却得到学界一致的公认：比如，葡萄牙凯瑟琳公主远嫁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茶叶作为嫁妆[2](137)，开启欧洲贵族饮茶高雅风；安妮女王在早餐中用茶来代替麦酒[4](82)，将茶带入日常生活；贝德福伯爵夫人安娜玛利亚发明了下午茶[4](83)，使得饮茶最终成为百姓日用习俗,等等。由此可见，从女性视角切入茶文化的西方传播研究，具有历史溯源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实际上，中华茶文化的兴盛和外传肇始于唐宋，由于受地理疆域限制，唐宋茶文化域外传播主要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5](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1146)。唐宋时作为贸易商品的茶叶，还停留在单纯的物质文化形式，主要是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华文化传播的附属品。直到晚清时期，尤其是近代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结束闭关锁国，茶叶才成为中国国际商品贸易主角，中华茶文化也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圈层式辐射，真正开启全球“茶文化共同体”[6]之路。

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历史长河进入近代史篇章，中华大地也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在百年近代史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始终处于列强围猎之下的弱势地位，而以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却得以逆势传播，其文化传播路径和模式值得思考。此外，近代西方各国在中国境内创办了超过120种以上的外文报刊，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素材。[7](36-38)综上，笔者以近代西方茶文化的传播为问题域，选取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中“外文报纸”库为文本信息源，运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对西方茶文化传播中的女性角色及其话语进行深入考察和探讨。

一、家庭饮茶中的权力符号

在西方世界，正如上文提及的以葡萄牙凯瑟琳公主、英国安妮女王、贝德福伯爵夫人安娜玛利亚等贵族阶层女性为代表，饮茶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上流社会女性休闲生活的高雅之事。随着饮茶进入民间社会，普通家庭饮茶习俗也逐渐养成，女性自然也就成为主导家庭茶事的主要发言人。实际上，在茶叶进入西方世界之前，咖啡是最为主要的日程饮品，而咖啡馆却曾一度是男性特权之地，拒绝对女性开放的。18世纪开始，随着饮茶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茶桌”这一空间场域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茶桌边的女主人也便逐渐成为家庭的重心，女性饮茶者通过家庭茶事展示其优雅的身姿、精美的茶器茶具和雍容华贵的举止，家庭茶事、茶会成为女性展示自我风采、行使自我权力的独特场域。[4](87)

“一个理想的丈夫就是，把下午茶留下的碎屑当晚餐也不会发牢骚。”（《字林西报》1924年5月7日第12版）

这则英国在华《字林西报》的信息表明，随着家庭茶会活动的日益盛行，执掌茶会的女主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理想的丈夫”标准的提出，则说明女性经由家庭饮茶获得了一种品评男性、塑造男性家庭角色的话语权。而另一则美国在华《大陆报》的信息则以刊登生活幽默的形式展示了女性在家庭饮茶生活中的权威地位。

布兰克夫人：“我丈夫不喜欢你上次给我们送的茶。”杂货店老板（礼貌地问）：“女士，那么您喜欢么？”“当然，我喜欢极了。”杂货店老板（向店员吩咐到）：“詹姆斯，给布兰克夫人再来一磅上次的茶叶！夫人，您还有别的需要么？”（《大陆报》1923年1月17日第12版）

女性在家庭饮茶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使得茶文化本身得以不断发展，增添了更为浓厚的家庭符号意涵。比如在英国，女性从小在家庭中要接受茶桌边的礼仪训练，以塑造自身淑女气质，家庭茶桌空间也被认为是女性道德教养的独特场地，成为家庭和谐氛围的符号象征。[4](85)在茶桌上保持良好的礼仪举止，逐渐成为西方女性茶文化的基本共识，在英国，这一加之于女性的新的社会评价准则甚至成为男性寻找理想伴侣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在《大陆报》（1913年5月3日第4版）中刊登了一则题为《茶馆婚礼席卷整个欧洲》的信息：据一份伦敦职业调查报告称，符合结婚条件的欧洲青年男子越来越倾向于在既漂亮又有耐心的茶馆女服务员中寻找配偶，因为这些女服务员在日常饮茶服务中，总能给人以“身体好”“漂亮”“耐心”“脾气好”“体贴”“安静”“优雅的举止”等良好印象，而对于工业时代疲惫的男人们而言，这些都是合格的家庭女主人极为重要的品质。

一对夫妻分坐在茶桌的两端，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妻子拿起一个茶杯朝丈夫的脑袋扔去，茶杯从丈夫脑袋边掠过，砸在墙上摔成了碎片，那面墙上写着一句美丽的格言：“愿上帝保佑我们幸福的家”。（《字林西报》1950年11月26日第3版）

在家庭环境中原本象征着宁静、和谐、幸福的“茶桌”空间，发生了一场夫妻分坐两端的激烈争吵，预示着这对夫妻感情的破裂。在茶桌上妻子扔向丈夫的茶杯被砸成碎片，则呼应墙壁上“愿上帝保佑我们幸福的家”这一曾经美好的梦想彻底破碎。

随着家庭饮茶习俗的普及，女性在家庭茶空间的权力地位也延伸至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比如，在《大陆报》（1921年5月11日第6版）刊登的一则地区性政务官员投票选举信息中写到，女性反对者对候选人说：“如果我是你妻子，我将在你的茶中下毒”，而候选人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如果我是你丈夫，我宁愿喝了它（毒茶）”。这则因政治活动戏剧性冲突的一幕，也侧面说明美国家庭饮茶也早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生活习俗，而女性既是家庭茶事活动中绝对的权力持有者，也因之不断提升社会地位，逐渐在公共政治事务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随着西方茶文化的流行，女性在茶文化传播中的权力形象，也开始在日常社交场景中显露出来。

如果一位女士邀请你去她家里喝茶，千万不要回复说：“谢谢了，但是我不饿。”（《大陆报》1921年7月26日第13版“我们的社交礼仪”栏目）

在这一社交场景中，女性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喝茶，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涵：第一，女性在家庭中具有足够的权力地位，能够完全自主独立地邀请朋友到家里作客；第二，喝茶作为一种社交礼仪，已经得到社会认可，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正式的、仪式化的深层社交阶段，被女主人邀请到家中喝茶是一种友谊、信任、情感的较为正式的表达，对邀请至家中喝茶的拒绝或搪塞，往往会给女主人带来较严重的冒犯，甚至直接导致友谊情感的破裂。综上可见，在近代西方茶文化传播中，饮茶习俗逐渐深入家庭生活空间，成为女性提升家庭性别地位、展示家庭话语权威、追求自我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之一，并由此向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延伸茶文化中的女性权力符号意涵。

二、茶会社交中的身份认同

为了对女性茶文化信息有较为全面的整体把握，在对外文报纸文本数据抽取时，笔者以“茶”与“女”为叠加关键词组合，进行全类型检索（正文、图片、广告），共计检索出969条包含女性内容的涉茶信息，按数据信息关键词分类统计如下： 

表1                          女性茶文化信息关键词分类统计

 从表1可见，在外文报纸女性相关茶文化信息中，“喝茶”“饮茶”“品茶”信息20条，占2.06%；“茶具”“茶壶”“茶器”信息9条，占0.93%；“茶服”“茶帽”信息19条，占1.96%；“茶舞”“茶舞会”信息256条，占26.42%；“茶会”信息518条，占53.46%；“茶花女”信息46条，占4.75%；其他茶知识讲座、茶历史、茶礼等信息101条，占10.42%。从文本数据来看，西方女性饮茶首先是作为“茶会”“茶舞（会）”社交需求而引入；其次是作为生活中的品饮日用；而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创作的舞台剧出现较多频次，相关信息往往伴随着饮茶场景，也说明女士饮茶在社交娱乐各个场景下的流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性文化沙龙活动中，还会举办茶文化知识讲座，从茶树种植、茶叶加工、饮茶健康等方面加强文化传播。

为揭示女性饮茶在西方茶文化传播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笔者进一步以“喝茶”“饮茶”“品茶”为关键词对“外文报纸”数据库进行检索，共计获得233条有效信息，在ROST[①]软件系统分词下形成女性饮茶活动社会语义网络。

 

图1女性饮茶活动社会语义网络

 从图1可见，在女性饮茶社会语义网络中，除了“品茶”、“喝茶”、“饮茶”三个最为主要的节点之外，“协会”也成为重要的网络节点，并通过与“品茶”的直接连接而与“市政厅”“市政”“工部局”“交响乐团”等发生二级关联，通过与“喝茶”的直接连接而与“成员”“邀请”“会议”等发生二级关联。在表1共计969条女性茶文化信息中，“协会”类信息364条，大多是以女性为主要成员的团体组织，组织举办各类茶会活动的报道。比如，在英国妇女协会、美国妇女协会、英国女作家协会、国际女地理学家学会、基督教女青年协会等社团组织中，女性饮茶者以茶会活动为经常性的联谊载体，扩大自身组织成员数量、提升组织社会影响力：“美国妇女公会殷勤委员会成员邀请所有新成员参加周一在俱乐部房举行的茶会”（《大陆报》1924年2月13日第4版），“新天安堂妇女协会周三下午在讲堂用本地茶款待协会成员”（《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1916年10月14日第56版），“多瑙河妇女俱乐部将举行慈善茶会”（《大陆报》1934年5月24日第11版）……

刚刚成立的女地理学家学会，成员包括中国、加拿大、西班牙、印度、法国、美国和英国等国的代表，由冒着生命危险探索过陌生地区、在遥远地方经历过冒险、对地理和自然科学做出过独特贡献的妇女组成。（《字林西报》1926年10月25日第9版）

新成立的女性地理学家学会成员们，都是在此前女性品茶协会成员中进一步选拔而出。首先，成员必须是女性，其次需要是爱茶饮茶者，再次需要加入品茶协会，最后才是对地理学学科作出贡献者。由此可见，饮茶成为女性地理学家学会成员的前提，在此意义上，茶就成为了地理学会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文化认同载体，也是学会成员日常社交、加强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情感沟通和联系的载体，饮茶文化成为一种女性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文化。

此外，从在图1左侧出现的“青年会”“基督”“教女”三角网络来看，教会茶会活动已经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经常性的仪式活动。经文本数据校核，笔者发现该处节点实际上是“基督教女青年会”[②]的分词网络，是由基督教新教创立的国际青年女性机构。基督教女青年会进入中国后，结合中国人喝茶的习俗定期举办茶会活动，表演节目、联欢、募捐慈善、讨论国际事务、举办知识沙龙、动员女性公共事务参与等。尽管从文本来看，出席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的主要是在华西人青年女性，但可以想见，中国本土女性教众必然也是其茶会仪式活动的关注对象和参与成员之一。比如，在一战期间，一则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组建“少女俱乐部”的新闻写到：

“俱乐部”这个名字与女性和女孩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的一个新趋势……在这些俱乐部中，数以万计的女孩接受了爱国主义、自我控制和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实践训练。这些姑娘们正准备引导这些国家的妇女走上忘我服务的道路……（《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1918年11月2日第40版）

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在华西人女性教众为骨干，在中国成立了一系列女性俱乐部，一方面进行布道宣教，另一方面也结合近代中国历史境况定期举办茶会，配合政府及舆情需要开展社会动员，获取中国政府和普通百姓好感。这则讯息发布在1918年11月2日，彼时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之下，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焦灼，国内南北方军政府对峙，可谓内忧外患。以例行茶会维系日常联络的少女俱乐部，无疑对提升中国女性国家担当和爱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

总而言之，女性饮茶者通过饮茶这一共同爱好形成茶文化共同体，加入各类协会、俱乐部、基金会、学会、慈善委员会等公共组织机构，突破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诸多限制，提升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乃至国际事务等领域中的总体地位。女性饮茶者通过茶文化认同来进行社会群体分类、身份建构，也赋予了茶文化更多的社会政治意涵。

三、时尚引领中的平等诉求

在近代西方茶文化的传播中，茶文化传播和女性自我权力争取的时代结合，一方面使得茶作为一种饮食文化进入家庭生活、社交礼仪、政治外交等各个场域，成为人们须臾不离之物；另一方面，不断提升的女性地位，也使得女性敢于走出传统社会分工局限，参与各类公共事务，并通过一系列茶室装饰、茶服设计、茶帽革新等以茶为媒的文化延伸品，表达追求性别平等、呼唤社会公正乃至引领时尚潮流的权力主张和诉求。

150年来，茶一直都是作为塔维斯托克酒店的菜肴而直接饮用，酒店里没有一个专门的茶杯。男人们用双手端着碗喝茶……于是侍者们带着难以形容的厌恶，看着坐在茶座上的妇女们在茶杯柄上弯起小手指的壮观景象，那情景令他们哭泣。“但他们很快就习惯了”，谢里丹先生说。（《字林西报》1927年12月22日第4版）

原本只对男士开放的百年酒店，随着女性饮茶大趋势的盛行，不得不面向女性顾客开放。与此同时，茶的饮用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男性顾客以往只是把茶作为菜羹来食用，而女性顾客则扭转了这种低端的茶饮方式。第一，茶从菜羹变成了一种单纯的饮料；第二，盛放茶的器具也从菜盘子变成了茶杯。最为重要的是，茶从简单的食材文化变成了休闲文化，茶座上的女士们“弯起小手指”的悠闲自得，使得男人们“哭泣”。男人们自然不是为一杯茶被如何饮用而哭泣，而是为曾经是他们特有的专权——进入公共场合社交娱乐，如今被男女平等的消解而哭泣。实际上，女性在茶文化中，甚至还做起了领头羊，成为带动流行文化的主导力量。女性崛起的时代潮流已经不可逆转，男人们除了“很快就习惯”之外，已经别无选择，这才是男人们“哭泣”的真正要点所在。除了通过参与各类茶事活动的权力话语表达外，女性饮茶者还不断扩充茶文化生活内涵，伴随着欧洲茶文化风潮的流行在衣食住行的生活日常中引领社会风尚。

最近的流行服装几乎都包括一到两个在起居室的设计，还有一些是为家里的茶点时设计的，也有为同样重要的酒店或俱乐部的茶点活动设计的，在茶会活动中，跳舞有望打破传统的单调，伟大的法国设计师们在今年的服装设计中，将这些重要的茶会时刻作为特别关注的例行活动……（《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1921年12月3日第61版）

在上述讯息中，以茶会活动为社交场景的“茶服”开始流行，成为西方社会茶文化内涵扩充的典型案例。在法国，时尚之都巴黎的上流社会女士群体中，甚至开始流行一种“闺阁软帽”，而这种帽子，就是为了能够应对随时可能到访的喝茶访客或随时赴约茶会活动，由作为茶事主角的女性居家就时日常佩戴。这一流行茶服很快便传至美国:

对于家装，我们也非常需要有吸引力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需要之一。男人们喜欢看到身边的女人们打扮得妩媚娇艳，当这是一种只适合闺房的服装时，知道这件衣服是为他一个人穿的，就大大奉承了个人的虚荣心……然而，如果她明智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不允许来自不同来源的干涉，那么有信念勇气的女人能够实现她所希望的一切。她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仔细挑选和考虑，谨慎地选择自己的衣服。（《大陆报·星期日报》1912年1月21日第2版）

 

图2 女性茶服及闺阁软帽[③]

对于女性而言，日常服饰的选择常常是基于对男性的吸引力需要，是为了迎合男性虚荣心而为之。但是如今作为流行元素的茶服的出现，则更多是基于对参加各类茶会活动的自我现实需要，是为了让自己喝茶时更为优雅、更为保暖。这篇文章甚至对比了传统式样的女性长袍长裙风衣等，从而突出这种新型“闺阁软帽”适合于室内喝茶时佩戴的便利性，呼吁女性这一次真正为属于自己的社交场合而穿戴。尽管该讯息字里行间依然难逃女性展示自我魅力的男权视角，但由此看来，女性以自我需求为主要依据选择服饰穿着，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女性反抗男权的一种战斗宣言、话语表达。茶文化的流行一时风头无二，甚至，在纪念可可传入欧洲400年的展览会预告报道中，为了宣传造势的报纸媒介都会忍不住对比茶文化传播史来增加曝光度和阅读量：

可可传入欧洲的第四个100周年纪念日活动，将于本月在伦敦市中心区或大英帝国展览中心由帝国生产商联合庆祝举办……佩皮斯在1660年9月25日喝了他的第一杯茶，但至少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两年，茶就已经来到了伦敦……（《字林西报》1924年6月28日第34版）

与此同时，以英美国家为代表，女性也在各类茶会、茶沙龙传播茶文化知识，从茶叶历史、种植、采摘、制作和品饮等各个方面学习与传播茶文化，使得西方茶文化传播从物质文化、组织文化到精神生活文化逐渐深入。比如，艾斯库夫人“以茶文化为主导的声情并茂的讲座”（《大陆报》1935年3月26日第5版）、桑德斯·里德夫人“向美国妇女公会的成员讲述最受欢迎饮品的全部历史”（《大陆报》1914年5月13日第1版）等，中国茶文化话题成为上流社会社交中显示高雅生活追求、展示个人渊博知识的热门话题之一。

四、结语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等层次[8](4-9),钱穆先生也将文化分为“物质”“社会”“精神”三大类[9](12-14)。从茶文化文本的考察可见，物质、社会组织、精神三个层次的文化需求，在女性饮茶中都有较为清晰的脉络体现：物质文化主要集中于家庭生活中的饮食消费，社会组织文化表现在以茶为媒介的社交活动之中，而精神文化则更多诉诸于对饮茶中的生活方式追求、情感交流和茶趣体验。

统而论之，近代茶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主要是把茶作为一种消费商品的物质饮食文化，西方列强在全球贸易市场对茶叶的追逐，也是基于对大国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之争下的茶叶战争，而以女性饮茶者为主角的西方茶会活动中，融入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社会角色担当和话语权力表达的新内容，扩充了茶文化在西方社会传播的新形态、新特征。文化发展是时空交替下人类实践不断凝练和升华的过程，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11月27日宣布将每年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这也标志着全球茶文化进入创新跨越发展的新时代。[10]面对当今茶经济、茶组织、茶文化全面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深入研究茶文化传播发展中的女性角色和话语，助力茶文化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理应是茶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

 

注释：

[①] ROST 软件是原武汉大学出品的系列文本内容挖掘分析平台系统，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已得到广泛认可和运用。

[②] 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是由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活动组织，1844年创立于伦敦。创办初期主要是为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宗教活动，后逐步成为培养妇女德行、进行广泛活动的社会机构。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194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女青年会是三大初创单位之一。

[③] 图片来源于《大陆报·星期日报》1912年1月21日第2版上述引文原报纸配图。

参考文献：

[1]艾伦·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M].扈喜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梅维恒.茶的真实历史[M].高文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3]George van Driem.The tale of tea: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e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M].Leiden,The Netherlands:Koninklijke Brill NV, 2019.

[4]马晓俐.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J].农业考古,2019,(5).

[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全2册[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8]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9]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学大义·民族与文化)[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

[10]联合国确立“国际茶日”[DB/OL].[2019-11-29].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http://www.moa.gov.cn/xw/zwdt/201911/t20191129_63325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