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颁布“狩猎名物”，开始把天下的有名茶具都收集起来。但是所有的日本茶道历史研究著述中，对织田信长及其“狩猎名物”的研究都非常不够。织田信长所收集的东西是唐物，大概收了60多件。他所建立的茶室也很有意思，非常有特点，不仅有名物、唐物，茶室里面的挂轴必须是著名的中国画。

      织田信长之所以收集天下60件最为珍贵的唐物，把它占有起来，实际上也隐含着对未来中国的寄语。织田信长的中国观从另外一方面也有所表现。他拿下美浓以后，把这个地方改名叫岐阜（今天岐阜是日本47个都道府县之一），“岐”是中国周朝800年天下的发源地“岐山”，把这个“岐”拿下来，“阜”是曲阜，是孔府，是学问之地。织田信长希望未来这个地方成为安定与学问聚集的地方，你想想他的中国汉学修养有多么好！

      织田信长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有很多感触，就是他收了这么多茶器之后并不是完全霸占为己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赏赐物赏赐出去。织田信长收集这些唐物并不会轻易给人，而是当有人立了战功的时候才会赏赐。比如有的人说我马上就要去打仗了，如果我打胜了你怎么奖励我，织田信长就环顾左右而言他，人家就接着说我就想要你的名茶具，等人家真打胜了回来的时候，找他要茶具，织田信长就说我不能把茶具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两座城。所以茶具在织田信长那里到了价值连城的地步。

      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当织田信长把这种赏赐物赏赐出去的时候，比如赏给人家唐碗，就是代表我把我手里最好的外国的东西给你，那么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肯定是不会没有想法的。当然我自己的这种说法，文本型研究者可能不太同意，但是我觉得在织田信长的时代，他是刚刚喜欢上了茶道，有人把他领进门。

      这就形成了日本茶道的又一个特点，日本茶道从开始兴盛走向正式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日本茶道时常常忽视的一点。日本的茶道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的产物，它也是日本政治史下的产物，应该从政治史的侧面去进行研究，所有担任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将军们的茶头的人，也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人。

       丰臣秀吉成为织田信长的接班人以后，继续搜罗非常珍贵的茶器。因为织田信长不允许人随便开茶会，所以丰臣秀吉就会把茶会当成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丰臣秀吉搞得最壮阔的茶会，就是由千利休作为总指挥的北野大茶会，做的非常的体面。北野茶会提前两个月发通知，一共七条通知，其中有一条通知说不仅日本人可以来，中国人也可以来。

       丰臣秀吉的茶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黄金茶室，2014年的时候，日本有一家公司把黄金茶室花了三亿多元重新做了一遍，非常的气派。丰臣秀吉也有民间的茶室，就是类似于我们后面所说的“草庵茶室”，主要是他和武士们在一起聚会，大家都知道茶讲“茶禅一味”，还有一个就是“一期一会”。

       如果说织田信长的时候，是把茶道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那么到了丰臣秀吉的时候，则是让茶道走上了日本的顶峰。从形式上来看，当时日本全国对茶具的收集更为兴盛，茶室的形式开始有了多样化，有最高级的黄金茶室，也有民间茶室。茶会的级别也发生了变化，有最高的峰会公众会，也有民间大会。

      千利休的死也与丰臣秀吉撇不开关系的，关于千利休之死，大概前后有7种说法：有人说他卖假茶具；有人说丰臣秀吉看上他女儿了；也有人说在大德寺这个地方做了木头像，让丰臣秀吉从底下过。各种说法不一样，最后千利休是剖腹自杀，当然现在也有人对剖腹自杀这个事情有质疑，说只有武士才可以剖腹自杀，但是千利休的后代说他剖腹自杀那把刀到现在都还留着。

     也有人说，千利休死得很冤。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的千利休并非一个简单的茶人，他已经在外交、国政上可以说话了。千利休的出身是卖鱼的，然后做茶道做成了茶头，做成天下第一的茶匠，他就可以对国政、对外交发言了。而政治与权力的结合，会产生种种悲剧。

千利休之死给我们一个最关键的启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日本茶道与权力的结合，日本的茶道文化已经超越了文化史的范围，已经成为了政治的一个工具。